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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清代史學的發展和特點

時間:2017-05-24 14:20來源:www.ywngxq.tw 作者:zglwb 點擊:
摘要:史學,貫穿了整個中國傳統社會,而史學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使我們保留下來了大量的傳統社會史料,史實。不同時期的史學,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清代,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頂峰,針對明朝的空談之風,出現了求實致用,客觀考據,

  摘要:史學,貫穿了整個中國傳統社會,而史學的不斷進步和發展,使我們保留下來了大量的傳統社會史料,史實。不同時期的史學,根據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清代,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頂峰,針對明朝的空談之風,出現了求實致用,客觀考據,與近代科學相結合等特點,并對傳統史學進行了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關鍵字:史學;實證;致用;學術發展

  傳統史學的進步和發展是在一個它與之適應的社會形態中獲得的,也就是說,在近代社會變革之前,史學的發展是與古代社會相適應的,而大家也正是通過這一范式來對其進行研究的。本文則主要講述一下從清代開始,史學發生的若干新變化。

  從發展大勢上看,清代學術正處于“中國傳統文化向近代文化轉變的時期”,表現在漢學的復興、樸學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經世致用風氣的再次高漲,今文經學的重整等方面。著名學者王國維對此曾有精辟的概括:清學術在開國之初、乾嘉時代與道咸以降有“三變”,其特點分別是“大”、“精”、“新”:“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而道咸以來之學新”。現代學者楊向奎進一步解釋說,有清二百余年的學術發展,其初,由于“明清之際大師輩出,實呈百家爭鳴的局面”。此時雖朝廷重視提倡理學,但民間士人的反理學思潮卻并未少息。隨后到乾嘉時,“樸學興而理學不見重于世,于是乾嘉學派成為正統”。與乾嘉學派并起的常州學派“始于常州莊存與,而劉逢祿張其幟,遂使附庸蔚為大國”。至“龔自珍、魏源出更與經世說相結合,遂使公羊義更富改良主義色彩,乃開清末公羊學大盛之先河”。

  清代學術在學風和治學方向等方面出現變化的原因大致有三個:一是明朝滅亡引起人們對宋明時代頗為發展的理學和心學難以致用的不滿;一是滿清異族統治及其對政治文化的嚴密控制,特別是文字獄盛行,使學人的學術遠離現實;再就是,明末以來西方傳教士來華,使中國士人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接觸到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文化。

  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由于對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的反思,懲于亡國之痛,清初學界出現了求實致用的學術傾向。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首先對空談之學進行批判。他說:清談之學“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肪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黃宗羲也抨擊清談家只會空談,“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云霧。世道遂以是潦倒泥腐”。以顧、黃為代表的清初學者以明亡為鑒提出重視經史之學,經世致用的主張很快成為清初學者的共識,形成以學術“經世”的務實學風。顧炎武提倡“通經服古”,“引古籌今”,并身體力行,其一生讀書廣博,親自實地考察,結合文獻資料寫出結合實際的警世之作。

  在清初學術致用風氣的影響下,清代學術逐漸向“輕義理”,“重證據”,講客觀,求真實的方向發展,直至乾嘉時代,“漢學”再起,并成為學術界重要的時尚。梁啟超也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清代學術的主潮有兩個,一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一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這個概括基本反映了清代學術發展趨向求實的特點。漢學是作為理學的對立面而出現的。清代漢學家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相傳由孔子整理和傳授的經書。他們研究的目的是要恢復東漢時代較為可信的古文經學家的解說。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是清代漢學中的兩大派別。他們對東漢時古文經學大師的“傳”“注”非常尊崇,主張“墨守漢人家法”,“不讀漢以后書”。清漢學家與兩漢的古文經學派治經目的不同。他們要恢復的是古代《經》、《傳》的真實面貌,“實事求是”地揭示古代《經》《傳》本來的真實意義,而不是重建《經》、《傳》的信仰權威。這里的“實事求是”雖與今人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所體現的重客觀,求真實的治學精神卻為后來的學術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方法。特別是漢學家所用的“治經如剝筍”方法,更是從思想方法上為后代學人樹立了實證的榜樣。

  從客觀的社會背景看,清中期出現的文字獄,以及明末清初中西方文化交流等歷史事件也都為清代學術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清代是少數民族掌控政權,因而滿漢民族矛盾始終存在。這種特殊的社會政治背景在一定程度造成了清代學術向民間化方向的發展。清代統治者建立政權后,沿續漢民族傳統的政治統治范式,吸收采用了漢民族傳統的儒家思想文化。為達到弱化民族矛盾,招徠人才的目的,統治者采取“尊程朱,抑陸王”的政策。但受到顧炎武“古時理學即是經學”觀念影響,不少士人對程、朱理學亦持批評態度,因而把學術興趣轉向漢學。針對官方倡導理學而言,知識分子專心漢學多少表現出回避和不合作態度,這種情況導致當時學術與政治和官方的疏離。考證、訓話學家帶有更多民間意識。學者考經考史,著書立說,不必像那些與政治關系密切的學者,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他們顯得更為自由,可以更多地注重學問本身的探討。這是以往各朝代少見的。雖然這種疏離政治的學術也有易流于脫離實際的弊病。但總體上看這種學術民間化反映的學術獨立精神是有利于史學向現代轉型的。

  清代學術與中國傳統學術相比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即由于接觸外來文化而呈現出的學術開放性。一些士人以西方傳教士為媒介開始接觸到一些科學知識。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兩種文化。對中國士人來說,這種外來文化,特別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是很新鮮的。盡管這一時期中西交流是短暫的,內容較粗淺也有限,但它卻使域外不同文明之風吹進了中國學術的大門,開闊了中國士人的眼界。特別是科學的思維方法,對中國士人有相當大的影響。

  清代學術的這些新發展也推動了史學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實證為特點的考證史學的發展和傳統史學理論的系統總結和整理兩個

  方面。

  清初學術上崇尚實證之風與政府對學術控制的加強,導致史學考證的發達。至乾嘉時代,考據學在考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后,本是考經方法的考據學被學者運用到正史的考證。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等考史名作,運用文字學的方法對正史史籍的文字、字句進行校勘,對史籍記載的歷史事實、歷代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等內容進行考證,并對史書的優劣和歷史事實進行評論,使考證史學的方法也漸趨規范和嚴格。

  錢大昕以治經的方法轉而治史,擅長文字、音韻、歷算、金石、地理。《廿二史考異》在考史取材方面很有特點,除搜集眾多正史材料以外,還搜集了譜碟、家乘、稗史、野史等材料作參考,并運用一些金石材料作佐證;還善于運用比較法,對取證的材料比較其異同,考辨真偽。王鳴盛以文字校勘、考訂文句見長,擅用“理校法”。《十七史商榷》中的重點是對《漢書》和《新唐書》、《舊唐書》的考證。作者善于對諸史進行比較研究,考察其異同。重視典章制度的考證,如對兩漢和五代的地理與職官,尤對地理歷史的沿革,及各代中央和地方職官的演變的考證等。趙翼在《廿二史札記》這部考證史實和史論兼備的札記類著作中,對《史記》到《明史》二十四部正史的編纂情況,所用史料和方法等進行了考察和評論。書中運用“參互校核”、正本清源等方法參校諸史,考證歷史記載的異同。他不僅運用考據法考史,還整理、排比各時期的重大歷史事件,按專題歸納史料、護列史實,進行綜合分析,以考察和尋找歷代盛衰治亂之原。他的史論和史法很受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垣的推重。

  以上三位學者的成果對于以前史學研究中的繁復和雜蕪之弊都有校正作用,特別是對傳統的正史著作做了全面的考證和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們嚴謹的考史態度,注重證據的研究精神,使史學的考證方法得到豐富和發展,為后人研究史學留下了寶貴遺產。考證方法中所蘊含的科學因素也為后代學者接受科學方法的洗禮做了初步準備。

  清代學術經世致用的大氣和實證學風的精致相結合,把中國學術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這為全面回顧和總結中國傳統史學提供了學術基礎和思想資源,造就了章學誠和他的史學理論思想。

  章學誠針對尚考據的考史學派,特別是乾嘉史學脫離致用目的的學術傾向,著《文史通義》專門探討史學理論問題。他認為:“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所以,他作《文史通義》“因弊以救其偏”。他說,他著《文史通義》的立意與劉知幾的《史通》不同,“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劉言史法,吾言史意”。也就是說,與劉知幾著重評論史書編纂不同,章學誠著重論述史家的“撰述”思想,強調追求“史意”的主旨。《文史通義》涉及到通史理論、方志編纂、史評,以及歷史文獻學、歷史文學和歷史思想等等,在中國史學理論發展中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章學誠特別強調“史意”。他認為,史家作史重在表達自己的“史意”,史學著作當能成一家之言,不能只是模仿前人:“作史貴其知意,非同于掌故,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能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這種認識強調以史意的深切著明來表達義理,以發揮史的經世作用,要求“史以載道”。現代學者把章學誠的“義意所歸”概括為四點:一是明大道,二是主通變,三是貴獨創,四是重家學。這種思想雖有強調以史為傳統政治統治和倫理道德服務的傾向,但它含有對史家在“通變”過程中提出自己獨到見解的要求,在意義上與現代史學注重史家對歷史作出解釋的傾向有相通之處。

  相對于劉知幾才、學、識“三長論”,章學誠以義、事、文為良史不可缺少的三要素。他認為,三者中,“義”為重:“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事與文”是“義”的載體,“義”是“事”與“文”的內涵。如果說劉知幾的才、學、識“三長”是針對史家為主體而提出的,章學誠的義、事、文則是以史學著作的內容表達為主體而提出的。顯然,章學誠對史學理論的認識也超出了史家而進入到了史學的載體和表述形式領域,這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

  在“史意”觀念之外,章學誠還提出“史德”的重要。他說:“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趁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盡其天而不益以人”就是要求客觀研究歷史。這是對“直書”傳統的發展。同時也為“史意”提出了原則:史學中的創見不能離開客觀史實的基礎。“方以智”的記注要以“方”,即全面反映史實為準繩,求“圓”的撰述要靈活擇采,不能失其史實妄加想象空說。章學誠的這些認識帶有要求科學研究歷史的色彩。

  “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的纂史理論是章學誠對古代史學理論的重要貢獻。他認為史書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撰述”,一是“記注”。兩種史裁有不同的內容和標準。“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據此他認為《史記》是“圓而神”之作,《漢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贊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在他看來,“圓神”“方智”本應是后世史家撰史所應循之例,但馬班之后的史書,則“以紀表志傳,同贊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放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這里,他在以一種新的歷史見解評估歷代史書價值的同時,提出了史著分類,并指出不同類的史著所具功能的不同。

  此外,“六經皆史”也是章學誠在史學認識方面的一個卓見。在他看來,經也是史書,只是為了特別的“明道”需要,才有經與史之分。現在還原其經的史書地位,是因為史學也有“明道”、“經世”的職責。“六經皆史”的論題體現了章學誠提倡重史學,特別是想把史學與當時盛行的經學打通的思想。盡管如此,這種認識有提高史學地位,降低迷信經書作用的意義。

  作為一個承前啟后的時代,清代學術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結整理,為新的發展作預備的階段。雖從表面上看,清代沒有出現體大思精、能與兩司馬著作相媲美的史學著作,但在求真精神、善用考證、重視史論,以及在史學理論和方法的系統化和具體化方面都有進步和創新。特別從考證方法和史學理論方面看,帶有整理、總結、創新和發展中國傳統史學的特點。這也表明清代史學發展本身己預示了向新的方向進步和發展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傅玉璋、傅正:《明清史學史》,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2]章學誠:《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

  [3]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4]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版

  [5]顧炎武:《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版

  [6]戴逸:《步入近代的歷程》,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7]楊舒眉、路則權:《近代前期中國傳統史學的嬗變》,石家莊鐵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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