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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特殊主體生育權的立法缺陷與完善探討

時間:2017-05-26 09:16來源:www.ywngxq.tw 作者:zglwb 點擊:
【摘要】作為民法上一項獨立人格權的生育權長期以來備受司法與實務界關注,且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其已有明確規定。但是,對于特殊主體即獨身女性與罪犯的生育權的法律保護卻還沒有得到立法部門的重視,這不僅對充分尊重與保障基本人權價值的實現極其不利,

  【摘要】作為民法上一項獨立人格權的生育權長期以來備受司法與實務界關注,且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對其已有明確規定。但是,對于特殊主體即獨身女性與罪犯的生育權的法律保護卻還沒有得到立法部門的重視,這不僅對充分尊重與保障基本人權價值的實現極其不利,而且是立法不公的重要表現。至此,為做好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筆者在充分考慮我國法治建設現實情況的基礎上,有針對性的對我國特殊主體生育權的立法缺陷與完善談談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獨身女性;罪犯;生育權;立法缺陷;完善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作為國際公認的一項基本人權的生育權的法律保護問題被提上日程,世界各國也相繼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建立健全對該項基本權利的保護。而在我國,隨著最高院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的實施,加之近年來侵犯公民生育權的法律糾紛的頻頻發生,生育權保護問題被提上日程,尤其是獨身女性與罪犯的生育權的法律保護問題已經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問題。

  一、生育權的基本內涵與特殊主體界定

  (一)生育權的基本內涵

  作為人類繁衍后代、延續其親屬關系的基礎的生育有著廣泛、悠久的歷史,是人類最基本、最普遍的需求。然而,生育作為一項基本的法律權利卻是近代以來才逐步發展而形成的。即19世紀,女權主義者為實現自身自愿成為母親的愿望,在聲勢浩大的婦女解放運動中首次提出“生育權”的口號。關于生育權的基本內涵,筆者認為生育權主要是指依照相關法律規定,作為一個人有權自主決定自己是否生育、生育的時間、間隔、方式與數量等的權利。其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而狹義的生育權即在符合法律相關規定與公序良俗基本原則的情況下,作為自然人所享有的以生育利益為客體,以自主決定生育與否、保持健康生育并知悉有關生育信息為主要內容的一項權利。

  (二)生育權的特殊主體

  在“生育權”口號提出之始,生育權主體主要是指廣大婦女,而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生育權的主體范圍也相應地被擴大,即不僅包括婦女,還包括所有的夫婦與個人。不過,受現代文明的影響,盡管生育權不再是婦女所獨自享有的一項權利,但是其被擴張后的主體范圍仍遭到學界諸多學著的質疑。其中,對于獨身女性、罪犯這些特殊主體生育權的法律保護問題爭議最大。有些學者認為如果法律賦予這些主體以生育權,不僅不利于我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順利推進,而且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律秩序的紊亂。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對諸如獨身女性、罪犯等特殊主體生育權給予法律保護,既是保障基本人權得以實現的基本要求,同時有助于新形勢下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更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至此,筆者個人認為我國相關法律應將獨身女性、罪犯等納入生育權的法律保護范疇,而不僅僅局限于具有婚姻關系的夫妻。

  二、獨身女性生育權的法律保護

  當前,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逐步加快,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物質方面的需要,即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成為生活在信息時代背景下的人們的共同訴求,社會更加關注個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有為數不少的女性,特別是“三高”婦女(學歷高、素質高、收入高)更傾向于獨身而不愿意結婚,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剝奪其為人母的權利,相反,我們應當對這些高學歷、高素質、高收入的獨身女性的生育權加以適當保護,以滿足其為人母的心理需求。至此,2002年,吉林省響應社會號召,出臺了《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明確了達到法定婚齡的獨身女性可以借助于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措施生育一個子女的權利,對此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而相關爭議也頗多。

  (一)我國獨身女性生育權的立法概況

  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我國法律對此高度重視。根據我國《憲法》第49條第2款的規定可知,在我國計劃生育不僅是公民的一項義務,且根據權利義務關系的對等性我們可知,這實質上是對我國公民生育權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了保護,這在我國《婚姻法》中也得到了體現。再者,根據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7條的規定以及《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的規定可知:在我國,婦女被賦予了依照國家相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同時也有權決定不生育的自由。最后,關于獨身女性生育權被確立的重要體現是作為地方性法規的《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

  (二)我國獨身女性生育權立法缺陷

  首先,盡管作為我國根本大法的《憲法》以及《婦女權益保護法》等基本法賦予了婦女以生育權,而且也并未禁止獨身女性依照國家政策、法律等相關規定,通過合法的醫療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的權利。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是其并未明確獨身女性的生育權。比如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7條關于婦女有依照國家相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同時也有權決定不生育的自由。但是此處并未明確“婦女”是否包括“未婚婦女”。

  其次,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世界人口行動計劃》已經明確了生育權的權利主體是個人。而縱觀我國《憲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基本法律,其并未與國際接軌,即其并未明確獨身女性依法享有生育權,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保障獨身女性生育權的實現極其不利,欠缺法律依據,更有礙于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再次,根據國家衛生部相關規定可知,適齡未婚女性不得接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即只有已婚女性持諸如身份證、結婚證、準生證等相關證明,依照國家相關規定,才能接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而整個中國也僅僅有不到十家能夠開展人類輔助生育技術的醫院,而且這些醫院所在省、市均未賦予獨身女性以生育權。

  最后,諸如《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這樣的地方性法規并未得到真正的貫徹、實施。盡管吉林省《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允許達到法定婚齡的獨身女性依照國家相關規定,借助于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措施生育一個子女,但是其可操作性極弱。據統計,吉林省沒有一家得到國家衛生部審批的可以開展人類輔助生育技術與設置人類精子庫的醫院。

  (三)我國獨身女性生育權立法完善的建議

  1.明確限定獨身女性申請生育的條件

  根據《吉林省吉林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30條第2款的規定可知,其對申請生育的獨身女性界定的過于寬泛,這容易被不法分子鉆空子,更不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以及充分尊重與保障人權。至此,筆者個人認為,明確限定哪些獨身女性可以申請生育至關重要。換而言之,在賦予獨身女性以生育權的同時,應當全面綜合考慮該女性的文化程度、身心健康、經濟水平等相關情況,以此可以更好的保障獨身女性與將來所生孩子的權利。比如明確獨身女性要想申請生育一個子女,其不僅要符合婚前檢查的心理標準與最低健康標準,而且其經濟條件要良好(收入要穩定,達到中上游水平),如此,孩子的身心健康才會有保障。

  2.充分保障供精人員的權利

  在我國,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政策等對精子庫技術與人類生殖技術做出了嚴格的準入限制,即在我國對接受人工生育技術者與供精者實行“三盲制”。同時,我國《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及其相關法律對供精者自身條件,以及應當采取的保密措施進行了明確、嚴格的限定。但是,百密一疏是在所難免的,即借助于人類生殖輔助技術所生育的子女在其成年之后有可能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結婚。

  3.及時完善相關問題的規定

  伴隨著獨身女性生育權的實現,會產生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法律不能剝奪獨身女性通過人類生殖輔助技術產下子女后,在有結婚對象情況下的結婚權;獨身女性應遵守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生育二胎應符合相關規定;獨身女性在生育子女之前,應明確子女的撫養人,且應得到該撫養人的許可。

  三、罪犯生育權的法律保護

  死囚可否通過人類生殖輔助技術生育子女在整個學術界備受爭議。浙江省舟山市的羅峰案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其引發了全社會對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權的熱議,并進一步延伸至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而被剝奪人身自由的正在監獄服刑的罪犯的生育權問題。

  (一)我國罪犯生育權立法概況

  首先,根據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17條可知,生育是公民的一項權利。而且根據我國《刑法》之相關規定可知,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被告人一律附加剝奪政治權利,而此處的政治權利并未包括生育權。再者,縱觀我國《刑法》條文,并沒有剝奪生育權的法定刑法。至此,罪犯理應享有生育權。凡是剝奪罪犯生育權的行為都是欠缺法律依據的。

  其次,根據兩高與公安部聯合發布的《關于關于徒刑緩刑假釋監外執行等罪犯的戀愛與結婚問題的聯合批復》可知:只要不違反《婚姻法》相關規定,被假釋、緩刑的罪犯可以戀愛、結婚。換而言之即使是處于刑罰執行期間的罪犯,當實現其相關權利的外在障礙已經被消除,則其就能自由行使該項權利。顯然,被假釋、緩刑的罪犯是可以自由行使其生育權的。

  最后,根據我國《監獄法》第17條可知,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罪犯,假如其是懷孕或正在哺乳自己不滿一周歲嬰兒的婦女可以暫不收監,等這一情形消失以后,如果原判刑罰還未執行完畢,則由公安機關交監獄收監執行剩余的刑期。可見,在我國,罪犯的生育權并未被法律完全否定、剝奪。且根據法無禁止即自由,則作為公民的罪犯享有生育權是不容置疑的。

  (二)我國罪犯生育權立法缺陷

  首先,當前我國《婚姻法》與《人口計劃生育法》擴展了生育權的主體范圍,而且我國法律既沒有明文規定罪犯有生育權,也沒有剝奪、否定其生育權。還有,盡管我國《監獄法》規定了罪犯權利保護相關問題,但是這些規定過于籠統,可操作性不強。

  其次,關于罪犯必須遵守哪些原則、依照哪些程序行使生育權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并未明確列明,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罪犯實現其生育權極其不利。

  最后,我國《監獄法》僅僅規定了懷孕、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享有生育權,但是對罪犯行使生育權的途徑,尤其是沒有生育的罪犯,不分男女,其行使生育權的具體途徑依然是空白狀態。

  (三)我國罪犯生育權立法完善的建議

  1.建立健全離監探親制度

  根據我國《監獄法》第57條第2款的規定可知,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罪犯在符合相關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向監獄申請離監探親,而監獄依照法定程序審核,該罪犯符合離監探親條件的,可以準許其離監探親,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為罪犯生育權的實現提供了可能。不過,在此,我們應當嚴格規范離監探親的審批條件與程序,以確保罪犯依法正確行使生育權。

  2.同居會見

  充分尊重與保障基本人權是當前任何法律都不得忽視的一個價值。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背景下,罪犯基本人權的保障不容小覷。至此,近年來監獄在改造罪犯過程中更加人性化、親情化。許多監獄允許罪犯配偶同居會見罪犯。雖然我國相關法律對“同居會見”并沒有明確規定,但是仔細斟酌不難發現,“同居會見”不僅是監獄管理更加人性化的一大亮點,其更是實現罪犯生育權最方便、快捷的一個途徑。

  3.人類生殖輔助技術

  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帶動了整個醫療水平的逐步提高。人類生殖輔助技術的不斷完善與發展大大增加了罪犯生育權實現的可能性。當前,醫學界比較成熟的人類生殖輔助技術主要有三種:試管嬰兒、代孕母親與人工受精。關于人類生殖技術的應用,對于男罪犯來講,我國相關法律并未禁止人工受精生殖輔助技術的應用,則其只要得到其妻子的同意,即可申請使用丈夫的精液進行人工受精以實現其生育權;而對于女罪犯而言,雖然“代孕”至今未得到我國法律的認可,但是為保障罪犯基本人權的實現,有限制的容許女罪犯通過代孕母親這一生殖輔助技術來實現其生育權是具有現實可行性的。至此,筆者個人認為,其在找到合適的代孕母親的情況下,可以申請體外受精以實現其生育權。

  四、結語

  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下,任何事物的存在于出現具有其合理的一面,而作為法學領域之“處女地”的的生育權保護也不例外。為更好的實現社會公平,促進社會更加和諧、有序運行,完善相關立法,以保障獨身女性、罪犯等特殊群體的生育權刻不容緩,而這也是國富民強的關鍵抉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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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佟彤.論特殊主體的生育權[D].遼寧大學,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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